继续上篇的话题。

  作为一名记者，卡特无疑是优秀的。能拿到普利策奖，对一名记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饱受赞誉的同时，他也遭到了如潮的指责。因为当时那只老鹰随时都有可能扑向那名幼童，而记者首先想到的却是拍照。这时候，人性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的发生碰撞。虽然卡特自杀的直接原因并不全是因为这张照片受到批评（事实是由于他目睹苏丹饥饿的人群精神受到刺激、一个摄影密友在工作中被枪杀、他工作时丢失一包极珍贵的未冲洗的胶卷等综合因素造成其精神崩溃的），但此事对其心理上造成的困扰，也是避无可避的。

  记者的职责在从业道德里面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了。新闻是处理真与假的问题，记者当然就是处理真新闻与假新闻的人了。忠实记录可以说是记者的本职工作。要忠实，就要客观，不能人为地干扰新闻事件的原始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记者本来就是有一定旁观身份的，暗中观察，伺机等待，不光是表现在揭黑、曝光等负面新闻中，甚至有些中性的社会新闻，记者都只是事实的记录者，而不是干扰事实发生的人。

  做不偏不倚的中立的观察者是记者应有的职业操守，这与社会伦理并非水火不容。记者是社会生活的守望者，其职业道德就是要从社会公义出发，对正在发生的事实作出客观公正和中立的报道和描述。这种客观性，就要求记者站在生活的边缘，与之保持一定距离，静默观察，而不是融入生活与其亲密无间。记者的职业伦理正是通过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来体现，通过客观详实的报道来体现。

救人第一、拍照第二的原则

  1982年2月，美国《俄勒冈报》的摄影记者威廉·墨菲第二，驱车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栏杆附近扭斗，他停下车本能地拿出相机。当时男人站在桥栏杆外，女人在试图阻止他跳进汹涌的河流中，墨菲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从离该妇女几英尺的地方经过，他又拍了一张。墨菲慢慢走近并开始同该男子对话：“老兄，那样做可不对。”这时一辆货车停了下来，他请司机去叫警察，但是来不及了，该男子探出身跳了下去。墨菲拍下了这名男子从桥上坠落的情景。

   照片在报上刊登，并被一家电讯社转发全国后，愤怒的电话和信件大量涌来。一位费城的妇女问：“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一个纽约的男子写道：“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墨菲处于多重的两难境地，深感痛苦，尽管他当时做了一些能够做的事情，但是照片本身只能说明他在人家自杀的瞬间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拍照。墨菲事件对美国的新闻摄影记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编辑和摄影记者开始担心被别人看做冷酷无情、不关心他人的人。后来，墨菲本人运用学过的紧急救生法，两次救助了车祸中的受害人，每次他都等到救护队到达现场、受害人没事之后才拍照。

  此后发生同类的事情，美国的大部分摄影记者都宁可选择救人而不是拍照。1985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汤的一位摄影师遇到一家车行发生爆炸，烧着了一个工人的身体，他放下照相机，抓起一件外衣竭力扑灭火焰。这位记者说：“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够继续摄影……这就是道德———你不能袖手旁观。” 

  1991年6月1日，甘尼特通讯社的图片编辑比尔·佩里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采访时，得知一辆载有数人的汽车掉进湍急的梅塞德河后，迅速赶到现场。两名妇女和3个小孩站在正在沉没的汽车顶部。他不会游泳，车里也没有应急设备，于是飞速开车赶到最近的一个露营办公室请求帮助，在确认公园的巡警已经整装上路后，才赶回现场拿出相机拍照，这时，即将淹没的车顶只剩下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被救，另一个落水的孩子被下游的游客救起，事故共死亡3人。这张一位妇女正在被救过程的照片发表后没有受到指责。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德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会放弃拍照的机会，而去帮助身陷困境的人”，因为“你首先是人类的一份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

  1998年2月，俄亥俄州的《莱马新闻报》记者克里斯·德维特在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一辆小车底朝天翻倒，一位妇女被困在车里，头向下吊着。德维特说：“我的第一个本能是去帮助她。”他赶到出事的车旁，看到那位妇女伤得不重，并被告知已经有人给护理中心打过电话时，这才拿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是，由于发表照片时并没有说明记者当时如何做的，该报仍然接到了大量电话和信件，怀疑记者的拍摄有悖道德。德维特谈到他的心情时说：“我比被控导致黛安娜王妃死亡的帕帕垃圾好不到哪去。”（帕帕垃圾即指狗仔队）

  上面的这些事例说明，在危险时刻记者是救人在先还是拍摄在先，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所以发生“两难选择”，在于当事的记者归根到底还是把拍摄“精彩”的镜头置于救人之上了。2005年5月10日，国内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该报发表的骑车人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照片，一场关于记者行为边界的讨论随之颇为热烈地展开了。

  受到指责的记者感到委屈，他说，有路人向他报告，前面被水淹没的路上有个坑，有人已经摔倒过，希望报道一下。“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根据报道，这组照片的责任编辑在处理时，已经预感到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事后说：“就这一组照片本身来说，很精彩，比起只拍路边一个大坑的照片，当然更欢迎这种冲击力强的照片。我在编稿时也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的争论，……我用了一组，一个生动的瞬间，凸显新闻事实，再加上编后语，我们的编辑意图就很明显了。”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潜藏的是非判断，即他们其实多少意识到这种拍摄和发表是有问题的，内心都有一种本能的道德感。但是，在与新闻职业主义的权衡中，最终选择了拍摄和发表。为了达到心理的或形式上的平衡，强调目的的正当、效果之好。

  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这样的表达是真实的，许多记者编辑在遇到同类的问题时，如此处理已经变成了常态。编辑和记者都在强调拍照、编发是为了警示其他人，目的良好。也就是说，只要目的神圣，略微违背一些道德或职业规范是无碍的。于是，“手段与目的”如何统一，便是这里的矛盾所在。这个事件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契机，即我们如何限定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新闻职业规范？

  关于“厦门照片事件”行为的讨论中，认为记者和编辑没有过错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他们所强调的主观动机良好方面，即：这是为了警示其他人不要再遭遇危险。如果这是惟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理由尚可存在。但是很显然，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多种选择。强调动机良好的先例，在其他国家也有过，不过后来新闻界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

  从“厦门照片事件”进一步引申的问题，便是我们现在新闻报道中对被报道者的人身安全、尊严和生命的冷漠心态。这件事情比起那些较大的人身伤害来，是件小事，但是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心态却是可怕的。其实，问题不在事情的大小，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心存对人的尊重。一个记者的职业主义追求与他作为普通人的基本道德之间发生的矛盾，其实犹如马克思所说“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他在批评德国一家报纸时写道：“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

  通过表现当事人的痛苦来报道一件事实，是传媒经常的手法。如今，在发表这类照片之前征得当事人同意，已经成为一种传媒工作的惯例。而且，即使得到同意，也要考虑是否会伤害当事人的情感。“厦门照片事件”中的骑车人被无端地暴露出他最为难堪的痛苦的瞬间，显然是对他的不尊重。从摄影者的角度来看，令人眼爽的“精彩”瞬间可以给人一丝身处事外的快意，令人怜悯的情景可以传达悲惨的信息，都具有新闻价值，可以被媒体利用来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可这样一味追求新闻价值，是对无辜受害者的冷漠无情。一旦这成为记者的习惯性思维，便没有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痛苦悲伤的怜悯之心。最近几年，我国一些传媒对所报道的有关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的事实表现出漠然和冷血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把民工跳楼事件称为“跳楼秀”、2003年从非人性角度报道人乳宴、2004年从非人性角度报道胎盘宴，2004年电视台报道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同时，进行死了多少人的“有奖竞猜”等等，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这种“冷血”的心态与现在记者“守株待兔”抓拍过路人摔跤的思维其实是一致的。

  “厦门照片事件”其实很小，谈不上当事的记者编辑犯了多大的错误。见微知著，通过分析这个小小的事件所反映出的我们工作中的惯性心态和思维方式，可以深刻地了解我国当前传媒界普遍缺乏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现状。可喜的是：以前，这类事情出现了而无任何反应，人们认为很正常；现在则引起了讨论，有了不同意见，这反映了我们社会良知的唤醒。

附一片影评，颇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
        CAPOTE——人性与职业伦理